[摘要] 公元1009年，这对于应天书院来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，就在这一年，宋真宗向南都学舍御赐了匾额“应天府书院”，将南都学舍正式改为应天书院。
现代历史学家陈寅恪言：“华夏民族之文化，历数千载之演进，造极于赵宋之世。”
宋崇文，兴办学，据《宋史》记载：“宋朝兴学，始于商丘”。
众所周知，应天书院，和河南登封的嵩阳书院、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、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并称为四大书院。
对于谁是四大书院之首现在还颇有争议，但应天书院在历史上的重要历史地位却是不可否认的。
拂去历史的尘埃，让我们去追溯应天书院千年的历史。
据史料记载，应天书院是北宋时期学府之一，曾经辉煌一时。书院的名称始于唐代，最初是官方修书、校书和藏书的场所。
如果要探寻应天书院的历史，时间要追溯到1000多年前的五代十国时期。
那是一个分裂动荡、金戈铁马的时代。
作为兵家必争之地的中原，官学破坏、庠序失败的状况较各地更为严重。
因此，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，私人创办书院、学舍之风便如雨后春笋般兴起。
唐朝末年，雕版印刷术的发明，使大规模的印书成了可能。作为应天书院前身的南都学舍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建立的。
当时虞城人杨悫，在商丘开办了南都学舍。杨悫去世以后，他的学生戚同文在南都学舍继续办学。
宋太祖建隆元年，归德改称宋州。北宋朝廷为了选拔人才，实行开科取士，这为南都学舍的学子提供了难得的机会。
公元970年，戚同文的学校人才辈出，名扬四海，有“七榜五十六”的美称。其中宗度、许骧、陈象舆、袁象先、郭成范、王砺、腾涉等皆践台阁。
它诞生于金戈铁马、纷乱混战的五代时期。经过几代人的努力，终于成为了北宋时期的学府之一。
公元1009年，这对于应天书院来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，就在这一年，宋真宗向南都学舍御赐了匾额“应天府书院”，将南都学舍正式改为应天书院。
从此，它就成了官办的学府，这也是州郡办学府的开始。
应天府书院伴随了北宋168年的政治生涯，对于北宋的政权巩固、人才培养和教育普及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。
在一千年来的中华教育史上，其地位没有能取而代之的。
翻开应天书院厚重的历史，会发现范仲淹与应天书院有着不解之缘。
学成于应天书院的范仲淹，后又授学于这所书院，促成并见证了应天书院的最辉煌时期。
当时，范仲淹因丧母守制商丘，受知府晏殊之聘，主持应天书院。
在《范文正公年》中有记载，称其在应天书院期间“昼夜苦学，五年未尝解衣就枕，夜或皆怠，辄以水沃面，往往饍粥不同，日昃始食”。
范仲淹在学时十分勤俭艰苦，大抵正因如此，所以他深知百姓疾苦。
以至后来提出的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思想，无一不彰显着范仲淹关心百姓疾苦的宽阔胸襟。
除了范仲淹，还有官位丞相的王安石、著名文学家欧阳修、政治家晏殊、理学创始人之一的张载以及富弼、曾巩等名人，他们都与应天书院渊源颇深。
他们止步于历史长河，却永留于时代记忆。
不论应天书院是否居于四大书院之首，在商丘人的心目中，它都有着独特的意义，或许这就是一脉传承的乡土情怀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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